我国提出底下核试验的问题,是在1963年。这年7月25日,美、英、苏三方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的条约》,这个条约的实质是防止中国获得核能力。为此,我国政府发表声明,揭露这一骗局。随后,周恩来总理指示第二机械工业部和国防科委,就地下核试验的有关问题进行研究。
遵照周总理指示,1963年9月,二机部和国防科委就我国进行地下核试验问题作了初步的探讨研究。接着,中央专委于同年12月作出决定,在抓紧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准备工作的同时,把地下核试验列为科研设计项目,并责成二机部和国防科委提出地下核试验的具体方案。
根据中央专委和国防科委指示,基地于1964年2月28日向国防科委报送了关于地下核试验准备工作的报告。中央军委很快批准了国防科委关于进行地下核试验的报告。基地从1965年4月7日开始开掘山洞。10月对日,山洞打成。到12月底,又完成了大部分测试工程和混凝土被复工程。仪器设备的安装调试在坑道中穿插进行。
为了检验测试技术方案的可行性和工程的可靠性,基地于12月18日向国防科委提出了进行化爆试验的报告。经国防科委批准,12月底在莫合尔山以西地区进行了第一次化爆试验。化爆试验的最主要目的是检验安全方案是否可行,检验坑道的自封和回填堵塞技术,防止核爆炸产生的高压气体冲出坑道造成“放枪’”或“冒顶”。时隔不久,我们又进行了第二次化爆试验。
正当我们加紧地下核试验准备的时候,中央于年底调整了核试验计划,决定首先拿出经过实际飞行考验的核弹头,并集中力量进行氢弹技术攻关。1966年1月11日,中央专委正式通知,暂停地下核试验。
虽然试验暂停了,但基地对地下核试验的工程和技术准备却一刻也没有停止。除完成了地爆主坑道及其洞外测试用的工程外,先后进行了6次模拟化爆试验,并成立专门班子对试验方案、安全方案和控制测试等仪器设备,反复进行了论证和改进。
随着核武器研制工作的不断发展,大气层核试验已经不能为进一步改进核武器提供充分的科学数据。因此,到1967年下半年,地下核试验再次被提到议事日程上。但由于“文化大革命”冲击影响,直到1969年春才重新正式开始地下核试验的任务准备。
1969年1月,基地初步安排了地下核试验任务的准备工作,并组成工作组到现场组织工程准备。7月13日,国防科委向军委提出了进行地下核试验并立即进入现场准备的报告。8月10日,国防科委派专机接我到北京。当天晚上,我和九院的同志一道,向中央专委和周总理汇报任务准备情况。汇报会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央领导同志有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国家计委主任余秋里。当时的中央军委办事组全体成员,国防科委第一副主任王秉璋、常务副主任罗舜初、秘书长梁军及二局副局长高健民等,也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周总理亲自主持,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朱光亚汇报产品的准备情况,我汇报试验任务的准备情况。总理认真地听取了我们的汇报,当我汇报到试验中可能出现“冒顶”、“放枪”等有关安全问题时,总理非常关心,问我什么叫“放枪”,什么叫“自封”,又问“自封”时间多长,能否封住?最后又问“放枪”可能性有多大?万一“放枪”,能打出多少公里?污染程度如何?我都—一作了回答。就这样,总理详细地了解了各种情况。最后总理特别叮咛我们:地下核试验首次进行,缺少经验,一定要注意安全。
遵照周总理指示,基地立即组织实地计算,把各方面困难因素都考虑进去,制定了预案,采取了措施,并向全体参试人员作了任务动员、战备教育、纪律教育和保密教育。
9月13日,国防科委通知:经中央军委办事组批准,组成试验场区领导小组,领导地下核试验。第二天,国防科委又通知,经周恩来总理批准,试验用的原子弹可于9月15日接插雷管和开始回堵坑道,9月25日完成一切准备,待命试验。
9月15日,试验用的原子弹被安放在主坑道的爆室内。而在爆室周围几十米的范围内,安装布放着各种测试设备和效应仪器设备。 15时,雷管接插完毕,原子弹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 24时,开始进行坑道回填作业。
担负回填任务的是工程兵某团的18连和19连。这是两个很能吃苦又善打硬仗的连队。他们为这次试验修筑测试工房时,沿着峭壁把水泥、沙石和其他施工物资背上莫合尔山。
由于回填作业使洞内气温升高,而混凝土又增加了洞内的潮湿度,加之其他外界的干扰,可能影响原子弹的安全。这使洞内作业人员产生了不安全感,担心早爆、误爆。为了解除大家的思想负担,我把与北京直接通话的专用保密机搬进洞内,放在离爆心15米远的一个包装水板箱上,参谋谭先志就陪我在那儿指挥。战士们说:“副司令都进来了,原子弹一定响不了。”部队情绪很快稳定下来。
在回填开始后的第一天下午,国防科委二局的高健民给我打来电话,说周总理很关心安全问题,并询问:“洞内温度怎样?潮湿度怎样?一个礼拜的回填时间能不能再提前一些?”高健民还说总理正等着汇报。这使我连认真考虑和与其他同志商量的时间也没有,但我相信我们部队是思想过硬和作风技术过硬的,只要动员组织好,是有可能提前完成的。因此,我立即做了回答:“可以提前。”
随后我把洞内的作业部队集合起来,进行了短暂的动员,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告诉部队加快回填作业速度是保证安全的最好办法,时间越长,不安全的因素就越多。部队明白了这一道理,对加快回填作业速度,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面对着已经装好引爆装置的原子弹,同志们奋不顾身日夜奋战。18连担任主坑道回填任务,填料铁轨运不过来,战士们就肩扛手抬,12名战士因劳累过度,竟昏倒在洞内,但苏醒后又继续坚持战斗。19连指导员亲自率领几名战士密封爆室,被滚烫的沥青烫伤了眼睛。顽强的拼搏终于创造了惊人的奇迹,仅用了3天多时间就保质保量地完成了任务,为试验赢得了宝贵时间。试验之后,执行这一任务的两个连队均荣立集体二等功。
在那紧张艰苦的日子里,二机部的王淦昌、赖祖武等专家,始终和作业部队战斗在一起,使参试官兵受到巨大鼓舞。
第一次地下核试验和某次空爆试验是同时进行准备的,并且都要力争在国庆节前爆炸成功。而莫合尔山试验场区东侧就是通往空爆场区的必经之路,其北面则是试验部队的生活区。因此,在确定试验爆炸时刻时,必须考虑通往空爆场区道路的安全和试验部队生活区不受放射性污染。但莫合尔山属山区天气,多为环流气象特点,而试验对风向的要求是东北风或北风为最佳条件,经过几天的观测和预报讨论,只能选择9月23日的23点至24点左右进行试验。
9月20日,试验领导小组向周总理、军委办事组和国防科委请示批准正式试验时间。
22日23点,我和研究所张继业副所长、九院王德林,从指挥所来到坑道内的电源室,由张继业负责合上阐刀,接通引爆电源。随后,我把启动原子弹爆炸的钥匙交给了张继业。这时,离爆炸时刻还有一个小时,在这里警戒了20多个小时没有休息的几名警卫战士和一名带班保卫干部随我们一起撤了出来,乘车返回指挥所。
1969年9月23日零点15分,一阵剧烈的震动像波浪一样从莫合尔山传来,我国首次地下平洞核试验成功了。
没有强烈的闪光,没有震撼人心的惊雷,但人们从那压抑沉闷的声音中,感受到了它力量的巨大。在暗淡的月光下,只见山顶因抖动而腾起了灰蒙蒙的尘埃。因为是黑夜,爆炸时刻的震动状态和山体的位移测量无法进行,虽然后来又进行了类似的地下平洞试验,但由于山体石质结构、爆炸当量不同等因素,仍然没能弥补这一损失。
测试表明,爆炸“当量”完全符合设计要求,引爆自动控制系统良好,“自封”效果好,达到了预想结果,试验圆满成功。至此,我国的核试验由大气层试验发展到地下试验,走上了一个新台阶,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
(选自《回忆史料》,收入本书时作了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