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进行了46次核试验,是美国核试验次数的4.4%,占五个核大国核武器试验总次数的2%;我们投入的研制经费,最高时期也仅为美国三个核武器实验室同期投入的1.4%。这两个百分比很低,而我们的设计水平是不低的,从国外公开报道的信息看,已与美国接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国核试验的成功率和效费比,在世界上是最高的。这样的成绩在世界核科技历史上是非常了不起的,甚至有人感到不可思议。那么我国核武器的发展究竟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回顾我们走过的路,我们感到在如下五个方面是有自己的特色的。
第一,党中央英明决策,指导方针正确,加强集中统一领导。
这是我国发展核武器事业的显著特色。面对国际上纷繁复杂的形势,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深谋远虑,始终把握着我国核武器事业正确的发展方向。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搞核武器要花很多钱,要不要发展核武器?一般人想都不敢想。可是越不敢想越会挨打。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美、英等西方大国一再叫嚣,要对中国使用原子弹。核讹诈、核战争的阴云密布在新中国的上空。
党中央从战略高度分析了核武器的作用和地位。你要反对原子弹,就必须自己有原子弹。毛主席指出:原子弹就这么大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说你不算数。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党中央把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常规武器和尖端武器之间的关系作了调整,毅然决定发展核武器事业。我国当时作出这一战略决策,是迫不得已的。
经过艰苦奋斗,核武器事业取得很大成功,对于维护国家安全,提高我国国际地位,促进世界和平,发挥了重要作用。邓小平同志1988年十分肯定党中央的这一决策,他说:“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美国总统克林顿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1994年克林顿在宣布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的讲话中指出,美国不能与中国断绝关系,因为中国有核武库;在联合国安理会既有表决权,又有否决权;它是亚洲和世界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由此可见,我国有了核武器,西方世界是不敢小看的。毛主席、党中央当年确定发展核武器的决策是多么英明。
我国发展核武器采取积极防御战略,这是很正确的。打破核垄断,抵制核讹诈,关键是要掌握先进的核武器技术,而不在于核武器的数量。我们只建立必要的自卫核威慑力量。按照中央的战略思想,集中力量,突破重点,提高了核武器设计水平,尽快缩短了与先进核国家的差距。
中国发展核武器,首先是根据自己的力量。1954年1月15日,毛主席听了李四光、钱三强关于铀矿的汇报后,就满怀信心地说,“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1957年我国与苏联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指望能得到苏联的援助。可是到1959年6月,赫鲁晓夫就背信弃义,撕毁协议,停止援助,并且对我国进行核讹诈。
接着国内又连续三年自然灾害,经济极度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党中央审时度势,以大无畏的气概,确定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下决心搞尖端武器的方针。1961年7月,中央作出了《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强调集中力量,为核武器事业大开“绿灯”。中央组织部迅速从全国调集优秀专家和干部,建立与充实核武器的研制队伍。为了加强对核武器事业的集中统一领导, 1962年 11月成立了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由七位副总理和七位部长组成的中央专委,直接领导和解决核武器研制中的重大问题。此后,由历届国务院总理兼任中央专委主任的领导体制延续下来,对发展我国尖端科技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60年代后,美、苏、英核大国,屡次以停止核试验、禁止核试验等手段,企图束缚我国发展核武器的手脚。党中央坚决顶住国际压力,毫不动摇既定的发展目标和决心。1966年邓小平总书记视察我院题词:“别人已经做到的事,我们要做到,别人没有做到的事,我们也一定要做到。”有力地促进了核武器研制工作的进展。
80年代,邓小平同志对抓紧研制我国新一代核武器,十分关心,又及时作了重要指示。
90年代初,江泽民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国防建设,尤其是发展一些尖端武器,对保卫我们的经济建设和国家安全,关系太重要了。”其后,他多次听取我院工作汇报,作了重要指示。
40年来的历史证明,党中央在我国核武器发展的关键时刻,都慎重地研究了国际国内形势,及时作出了正确决策。国家在财力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一如既往地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从而保证了核武器事业的持续发展,确保我国自卫核威慑力量的有效性。
第二,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本方针,依靠各方面力量大力协同。
核武器技术属于敏感技术,靠外援是靠不住的,苏联毁约就是证明。其他核国家对我们历来采取封锁、遏制的政策。迫使我们只能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苏联毁约停援后,1960年8月,二机部根据中央指示,号召我们为彻底实行自力更生的方针而斗争。一切从零开始!当时理论部三本书起家,实验部一把铝壶“闹革命”。三本书就是《中子输运理论》、《爆震原理》和《超音速流与冲击波》,这是理论部主任邓稼先早先培养队伍最原始的教材。计算工具是算盘、计算尺,较好的也仅是手摇计算机、半自动电动计算机。实验部主任陈能宽带领一批年轻的实验人员,在长城脚下作第一发爆轰实验,是自己动手浇铸炸药。当时用马粪纸作药模,焊接了一把双层结构的铝壶,外层通蒸汽,里面熔化炸药,手工进行搅拌。爆轰实验用的胶布、胶带、万能胶,称为三大“法宝”,那里不合适就拆开重粘。真是白手起家,一点一滴从头做起。实验设想大家提,技术途径大家找,数据靠自己积累,公式靠自己推导。
群策群力,大力协同,这是我们的工作路线。核武器事业是崭新的事业,谁也没搞过,只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能广泛动员群众,发挥综合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们院内一直坚持理论与实验相结合,专家与群众相结合,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相结合。有问题摆出来,依靠群众智慧,进行集体攻关。原子弹研制中的“九次计算”、“草原大会战”;氢弹原理突破中的“群众大讨论”、“上海百日攻坚战”;小型化研究中的“五朵金花”、“多种外源”方案等等,都充分显示了群策群力集体攻关的威力,使我们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重要进展。
核武器研制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众多学科和诸多部门,不是一个研究院能包得下来的。创业初期,毛主席就明确指出:“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核工业系统和核试验基地始终和我院共同战斗,密切配合。除此之外,突破“两弹”时,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先后有26个部(委),20个省、市、自治区,900多个工厂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特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军兵种、研究院校的广大官兵,中国科学院的有关科研机构,都给了大力支持、支援,参加了会战攻关的项目,解决了许多材料、设备、仪器、工艺技术和试验条件等问题。随着事业的发展,我院与国内各方面的合作不断加强。近年来又设立了院外科研课题基金,开展200多项合作研究,为我院应用基础研究积累知识,科研生产解决许多相关技术难题。现代科学技术的综合性愈来愈强,大力协同的事越来越多,我们的事业发展离不开这一方针。
军用核技术别人是不会给的。再说,给了就会受别人牵制。如果苏联当时真的给了原子弹教学模型,说不定就把我们套住了。毛主席针对苏联停止援助这件事说: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后来又说,我看这是件好事,应该奖给赫鲁晓夫一吨重的勋章。而美国则是一贯遏制中国的发展,至今还保留“特别301条款”,将中国列入“重点观察国家名单”,它随时借口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动不动就对发展中国家实行贸易制裁。我们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至今还被列入其技术贸易重点限制的“黑名单”之中。
外部条件逼着我们丢掉幻想,坚决走自己的路。我们立足于自己研究,有根有底,根深叶茂,发展才靠得住。经过长期的努力,我院形成了核武器研制、设计、实验、生产的综合体系,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并得到了各方面的大力支持配合,能够用较短的时间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我国核武器的发展,显然有中国自己的特色。
第三,重视基础研究和预研,慎重选择技术路线,勇攀高峰。
我们的资金有限,只能进行少量的核试验。通过少量核试验达到设计先进核武器的目标,怎么办?只能在应用基础研究和预先研究上下功夫。有了深厚的基本功,才能寻求大跨度的阶段目标;要实现阶段目标,必须抓准关键因素,选准技术路线,分解成几次试验来完成,做到一步一个脚印,几步上一个台阶。
加强应用基础研究和预先研究,好比磨刀不误砍柴工。每个发展阶段的目标定得高,只用少数几次核试验去完成,这是有风险的。但是要把风险降低到最低限度,这就需要高超的学识和技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开始就瞄准内爆法,而且一举成功,就是因为我们作了扎扎实实的预先研究,每个数据都是自己敲出来的,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曾经为了弄清一个中心压力点的数据,前后花了几个月时间,进行了院内有名的“九次计算”,打印纸带就堆了满满一房间。我国从原子弹到氢弹原理成功,只花了两年零两个月,而且瞄准的目标是固体热核材料的氢弹,其中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在1960年研究原子弹的同时,就安排了氢弹理论基础研究。我国新一代核武器研究开始阶段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虽然受到一定影响,但是后期发展比较顺利,也是因为早在70年代,就着手开展了不同构形压缩的理论研究和实验研究。
我国核试验次数少,与战略有关,与目标和技术路线选得准也有关,很少走弯路。每到发展的关键时刻,都要认真论证前进的阶段目标,确定达到目标中哪些因素是非通过核试验验证不可的。把阶段目标分成几次核试验来完成,做到每次核试验要解决的主要科学技术问题非常明确;也注意一次试验多方收效,但必须经过严格论证,不允许“搭车”(附带的科学实验)的项目干扰和影响主要目的。阶段目标着重技术进步,要上一个台阶;每次试验确保成功,做到稳与准。有时我们原计划做2-3次核试验,为了加快,大胆合并为一次试验,技术上冒很大风险,但由于反复进行科学论证,取得了圆满成功。因此我们阶段目标强调“三新”,试验目的强调“三清”,组织实施强调“三部曲”。“三新”就是新原理、新材料、新结构;“三清”就是主要目的与“搭车”项目分清,影响成败的因素与多方收效的因素分清,判断成败的测试和科学研究的测试分清;“三部曲”就是第一步慎重确定目标,第二步发扬学术民主,选择较准的技术途径,第三步组织集体攻关,解决技术难题。这既是我们的技术经验,也是我们的管理经验。
依靠扎扎实实的预先研究和技术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确保了核武器研制总体目标圆满实现,出色完成了原子弹、氢弹、中子弹、武器小型化等六个里程碑性的大跨度发展。
第四,坚持质量第一,安全第一,实施严格的科学管理。
核武器的研究、试验和生产具有特殊性,质量与安全问题直接关系到核试验的成败。周总理在我国首次空投核试验时,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核试验关系重大,绝不能有一丝一毫马虎,要做到“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从此以后,周总理的“十六字”方针就成了我们的座右铭和工作准则。每次核试验反复强调贯彻这个方针,坚持不带问题出厂,不带问题进行试验。
有一次地下试验,产品罐与测试钢架对接时,掉进了几粒铁砂。分析认为影响不大,可是安装队的同志们坚决要求重来,不带丝毫问题下井。于是大家对雷管和放射性部件采取了严密的安全措施,细心分解产品拣出铁砂。当把最后一粒铁砂找了出来,才算松了一口气。在核试验中所有参试人员对质量的保证,就像爱护眼珠一样,是不能夹一点沙的。这种周到细致、一丝不苟的作风,在核试验中是一贯的。
我们设计精益求精,能不花的钱坚决不花,但对质量却不能掉以轻心,倒是要倍加注意,一环扣一环把好关口。正是靠着这种严肃认真、稳妥可靠的质量意识,才以世界上极高的成功率、最好的效费比,实现了一个又一个东方蘑菇云之梦,显示了我国研制核武器的又一特色。
第五,立足出成果出人才,培养高素质队伍,塑造“两弹精神”。
我国的核武器研制,既是一项科学技术复杂的系统工程,又是一项增强民族自尊心的爱国工程。这项工程的实施,不但形成了我国的自卫核威慑力量,而且造就了一支敢打硬仗、勇于奉献的科技队伍。中国研制核武器的成功,不仅是综合国力的象征,而且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
出成果、出人才是我院各级党组织的根本任务。通过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使这支队伍胸有大局,情系国防,甘守清贫,无私奉献。40年来,在各种艰苦复杂的环境里,在政治运动的磨难逆境下和市场经济物质利益的诱惑面前,都经受住了考验。
我们这支科技队伍最初只有几百人。老一辈科学家王淦昌、郭永怀、彭桓武、朱光亚等,放弃国外的优厚条件,毅然归来图祖国之强。他们带领大家勇往直前,培养了整个科技队伍的素质,学会了刻苦攻坚的本领,养成了换而不舍的作风。现在我院科技队伍中,有一批国家级专家,有两院院士12人,曾在我院工作过的两院院士还有15人。他们为这支队伍的发展和人才培养,树立了良好的榜样,起到了言传身教的作用。如于敏院士,青年时期从事理论核物理研究,1965年调入我院参加核武器研制。他十分重视培养人才,常常对年轻人说:“核武器是保障我们中华民族再不受外来侵略的一种手段,我们要共同写好这篇大文章”。他对我国核武器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1982年被评为院士,1987年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他既没出国留学,也没在国外工作过,日本人称他是中国的“国产专家”一号。他获得“求是科技基金会”奖金100万元后,上交了特殊党费1万元,又在中物院建立了“于敏数理奖励基金”,以鼓励青年从事科学研究。还有邓稼先、陈能宽等院士,都是我国发展核武器事业造就的一批科学家。他们是我们这支队伍的突出代表,对促进青年人才的成长很有影响。
这支队伍在几十年艰难曲折的奋斗中,形成了一些具有时代特征和核事业特点的宝贵精神。1999年4月,江总书记视察我院亲笔题词,称之为“两弹精神”。它具体体现是:“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
我国核武器研制是在60年代初国民经济暂时困难的情况下上马的。党中央号召为民族争一口气,造出“争气弹”,那种意志集中、同心协力的程度,是我国历史上罕见的。回忆我们事业的初期,可以说艰苦到了极点。生活困难时伙食标准是所谓的“2611”(每月26斤粮,每餐一个馒头、一角钱干菜汤),缺乏营养,大多数同志身体浮肿,上楼梯两手扶栏杆,蹲厕所两眼冒金花。就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还主动加夜班。郭英会副局长采取强硬措施,规定晚10点钟收保密包,撵大家回去睡觉。可是有的同志躲在厕所里看书,有的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看书。中央领导知道后极为关心。聂老总募捐,陈毅元帅化缘,请各军区支援我院,调来了黄豆、土豆。1965年5月第二次核试验成功后,周恩来总理和好几位副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并宴请了我院的科技专家代表,给予大家极大的鼓励。这些故事已传为历史佳话。
党中央号召全国支援核武器事业,在青海三千米以上的高寒缺氧地区,两年多就建成了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1963年基地初具规模,我们在北京的同志就要求去“前方”,把参加草原会战看做是一生的光荣。大家顾虑的不是离开温暖的家、离开北京城,而是生怕离开这个战斗的集体。当时张爱萍将军的动员只花了10分钟。他领头吟唱唐诗,把“西出阳关无故人”改为“西出阳关有故人”,把“春风不度玉门关”改为“春风已度玉门关”。然后这位将军慷慨激昂朗诵《从军行》“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顿时,全场一片热血沸腾。我们的第一任院长李觉激动得站了起来,大声呼喊:“走啊!”从战出征,辞老别幼,亲人送行,北京站依依离别情没有一人掉眼泪,只有一腔报国的热血激荡心头。
事业的性质需要艰苦奋斗,长期的艰苦奋斗锻炼了这支队伍克服困难坚韧不拔的意志。科技人员常用“草地蓝天,帐篷为家”。“深山峡谷,别有洞天”、“沙漠搓板路,卡车上下班,我们天天在作振动试验”这一类幽默的语言来抒发自己乐观主义的情怀。
今天的生活环境大大改善了,但是工作条件仍然是艰苦的。钻山沟,进炮场,与炸药打交道,与放射性物质打交道,经常要接触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的物品。在试验现场,自己动手搬铅砖,装铁砂,铺设几千条电缆,人拉肩扛,哪一次都得干。为了节约,许多电缆和物资在核试验后还要回收再用。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动手,试验现场是没有民工可请的。长期工作锻炼,形成了我们队伍艰苦奋斗的本色。
在这个集体里,互相关心友爱蔚然成风,领导身先士卒情同手足。在青海高原上,领导干部带头住帐篷,把楼房腾给科研人员住。在安放第一颗原子弹的百米铁塔上,李觉院长陪同插雷管,手里拿着起爆台的钥匙,告诉操作人员不要紧张。试验场的巍巍铁塔,象征着无比坚强的集体力量。有一天突然刮起11级大风,铁塔摇晃30多个小时,卷场机不能开,上面有7个人下不来,没吃没喝,头昏眼花。全场为之心急如焚。安装队有位王师傅坚决要求,舍命也要爬上去送水送面包。大风刮得他睁不开眼,一步一步摸着爬了上去,塔上的人将他团团抱住,热泪夺眶而出。
我们这支队伍善于集体攻关,勇于创新。研制核武器属大科学研究,每项成果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每上一个台阶不是新原理就是新材料或新结构,都会出现新方法、新工艺和新技术。解决问题都是靠发扬技术民主,集体攻关,都是靠你一个启发,我一个主意,逐步形成了解决问题的方案。被誉为核物理理论台柱的彭桓武院士,和这个集体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他在评价核武器科技成果时说:“集体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新日日新”。这两句名言充分反映我们的工作在不断创新,而每一个创新都是聚集集体智慧的结果。这支队伍最可贵的品质是“不计名利,献身事业”。我们的事业是扬军威壮国威,军威国威是无价之宝。40年来,广大职工默默无闻,兢兢业业为国防事业忘我工作。不少从国外回来的专家,隐姓埋名,许身报国。王淦昌从苏联杜布纳核子所回国不久就投身核武器事业,别人向他老伴打听王老到哪里去了,她回答说“到信箱里去了”(因为保密,只知道一个信箱代号)。广大科技人员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刻苦钻研,经常超负荷工作。51岁的高级工程师宋大本,默默无闻25年,先后40多次出差西南、西北地区。1988年为了完成核试验方案论证,不到半年中他以钢铁般的意志连续81天辗转北京——成都——昆明,来回挤火车。正当他在昆明搞计算时,哈尔滨的老母病重,多次电报催他,他都没回去,一心想干完了再回去好好伺候。谁知沉重的任务却把他累垮了,同志们扶他去医院检查,竞是癌症晚期。就这样他仍坚持到四川向院里汇报工作,时刻惦记着前方的试验。室主任从场区归来直奔医院去看他,带去了战友们的慰问信和200元奖金,告诉他试验成功了,可是宋大本此时已说不出话来,终于含笑而去。他在给父母的最后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儿这一辈子,是进取的一生,奋斗的一生,没有给老人家丢脸。对不起,我对家照顾少了,但也念着父母,我担子很重,在为党和国家的科学作贡献。我这样做了,我想你们是高兴的。”宋大本一心扑在科研上,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次,二等奖2次,三等奖多次。紧张艰苦的工作使他英年早逝,引起全院上下的哀思和悲痛。共和国的女将军聂力在人大常委会上发出呼吁,“我们国家一定要想办法,不能让像宋大本这样的知识分子再倒下去。”在我院,像这样舍家忘我,以身许国的,又何止宋大本一人。
今天,面对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尽管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但是许多有识之土,为了振兴中华,富国强军,宁可舍弃对金钱物欲的追求,决心从事国防科研事业。西安交大一名82年的毕业生,在德国获得了博士学位,发表了几十篇学术论文,拿到了德国绿卡,1992年成了家。就在这年夏天,他得知国内非线性研究这几年发展很快,现在的问题是出现人才断层,非常需要他们这样的年轻人回国工作。“身在异乡为异客”的他顿时热血沸腾,决心学成之后回去报效祖国,为现代化服务。1997年,他回国后到我院工作。由于工作出色,他很快晋升为研究员,并担任我院某所的领导工作。像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在年轻一代中,不仅干部、研究人员,而且不少技术工人都以为核武器事业奉献为荣,继承和发扬“两弹”精神。如青年技工郭继春在一次重要试验中,负责加工的关键部件,难度大,任务急,经常加班加点,连续坚守岗位10多天未回家。家里来电话说岳母病危,他手里活太紧,不能脱身。次日岳母去世时,他还在车间干活,在领导催促之下才匆匆回家料理。小郭人回了家,默默承受着家人的埋怨,而心却总惦记着任务,当天下午又赶回车间,直到深夜两点多把最后一个部件干完了才回去。郭继春的忘我工作精神为青年职工作出了榜样,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四川省“十大杰出青年”称号。
在今天这种大环境,我们的队伍仍然保持那种可贵的精神,在关键时候能打硬仗,冲得上去。某次核试验中,现场测试车的后轴被强烈的核爆震断了,车子开不动,如不及时拖出来,采样的物质在不断衰减,就会丢失数据,影响测试结果。明知爆心区附近放射性剂量很高,但一位副院长立即组织抢险队进场。领导带头,群众紧紧跟上,老同志说我有经验我去,年轻人说我身体好我去。大家争先恐后,义无反顾,及时抢出样品,保证取得了完整的实验数据。
我院职工队伍“一切为了核武器事业”的信念没有动摇,团结协作、集体攻关的传统没有丢。为了壮国威,扬军威,大家心甘情愿地奉献自己的全部青春、热血乃至生命,在默默无闻中体现着人生的价值。
(作者在国内的演讲报告,收入本书时作了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