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中苏关系恶化,1959年6月间日苏联单方面撕毁中苏两国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我国提供制造核武器的技术援助。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我国政府,撤回在中国的全部专家。所有这些丝毫没有吓倒中国共产党人和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赤胆忠心、博学善思的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们,其中许多带头人都是从海外归来的赤子,他们满怀保卫和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激情,和全中国各族人民一道,不信邪,不怕压,坚信自己的力量和智慧,继承中国工农红军“天欲堕,赖以柱其间”的革命英雄主义,坚定地继续前进了。
事情总是一分为二的。建国初期苏联和东欧各国对我国的援助,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包括国防尖端技术的发展,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是他们把我们卡得很紧,一片过滤膜掉在地上,也要用吸铁石把它吸走,怕我们拿去仿制。断援后,他们的人都走了,不但打掉了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的依赖心理和行为,也使我们可以放开手脚干了。
苏联拒援,聂荣臻提出研制新型材料的任务,
毛泽东批示说“是一个重要建议,应当予以处理”
1959年聂荣臻副总理向国家科委提出了研制苏联拒援的国防尖端所需新技术原料和材料,简称为新型材料的任务。为此,把原来主管国防军工协作任务的国家科委一局改为新材料局,章竞三任局长,由我分管,从此我跨入了国防科研领域。为了解决国防尖端的配套所需,根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指示,还先后成立了三个协调小组,一个是由国家计委、国家科委、一机部、三机部、物资部组成的材料、设备五人小组;一个是由五院即导弹研究设计院、科学院、国家科委组成的导弹研制协调小组;再一个是由二机部、科学院、国家科委组成的核武器研制的协调小组。三个小组都由我代表国家科委参加。
1959年7月,毛主席对聂荣臻副总理关于组织各有关部门研制新型材料的建议作了“是一个重要建议,应当予以处理”的批示。中共中央在批转这一文件时再次指出,国防工业和尖端技术的发展一定要立足于本国原料、材料的基础上,必须下决心不失时机地解决这一问题。
1960年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了聂荣臻和我关于研制新型材料的汇报,当场批准成立新型材料国家专案,正式组成由国家科委牵头的新技术材料小组,统筹安排、协调解决新型材料研制中的问题。会后,李富春、薄一波副总理,国家计委程子华副主任多次亲自过问、审查、落实。原来我们提了一百多个中间试验、试制项目,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从中选出了最急需的96个项目正式立案。由于各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有关专家、工程技术人员与生产单位的努力,这96个项目都如期保质保量地建成投产,拿出了合格的产品。
新型材料研制任务为什么能那样顺利的完成,我体会除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外,还有如下几点:一是使用部门与研制部门密切协作,在确定技术指标时,既考虑需要,又考虑可能,双方专家经常在一起研究商讨,制定既先进又是在当时条件下能实现的指标,一步达不到的,分步骤进行。凡是这样做的,都较快地取得成功;反之,个别项目,因使用部门要求过高、过急,走了较大弯路。二是在安排研究试制的同时,就安排中间生产;能利用现有工厂的,就在现有工厂中,加一个流程或车间,需要大量生产时,再另作安排,这样既省又快。三是各有关部门都成立了专管这一工作的机构,指定了专门的负责人领导,督促并协调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冶金部是刘彬、陆达、李东英,化工部是李苏、陶涛,建材部是祁峻,石油部是侯祥麟,科学院是裴丽生、谷羽,电子都是王世光、何华生,一机部是陶亨咸、张树楠,还有轻工、纺织部,负责人的名字我忘记了。四是参加这一工作的全体人员的高度爱国热忱和忘我的工作。时值三年困难时期,粮食定量很低,而这些研究试验工作,有许多都需要日夜不停地进行,值夜班的同志就白天睡觉,把仅有的一点粮食定量留在夜间工作时吃。
随着新型材料和国防尖端的研制,新技术元器件、仪器仪表和各种配套的大中小型设备的研制也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些就是聂荣臻副总理所说的研制国防尖端所必需的“开门七件事”。国家科委又会同一机部、四机部等作了安排,并由沈鸿牵头,自行设计出我们在研制新型材料中提出的“九大设备”。“开门七件事”的顺利进行不仅满足了当时我国国防尖端研制、试验的及时需要,而且为以后我国自力更生地建设三线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把我国整个工业水平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不足之处,是我们对整个电子元器件,特别是半导体,虽然也注意到了,但是没有提到开辟科技和工业新时代的高度予以重视,起步并不晚,却未能跟上世界的步伐,被甩在了后面。
陈毅说:脱了裤子当当,也要把它们(原子弹)搞上去;二机部工作表明:两三年内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是可能的
苏联断援后,我国导弹、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及有关建设一直没有停。从当时的国际形势考虑,正如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所说的那样,“脱了裤子当当也要把它们搞上去”,否则他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子就不硬。当然这是对我国木管有多大困难也要下决心把核武器搞出来的形容语。因为没有这个吓人的东西,人家就看不起我们,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威就难以大振。问题是我国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在经济实力上能否承受,在科学技术上有没有能力?!这是不能不认真考虑的问题。实践证明,我国搞核武器并没有影响我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我们在这方面所花的钱和核大国相比,是微乎其微的,我们进行核试验的次数也是最少的。
1961年夏,聂荣臻副总理把我和国防科委计划局的同志找到北戴河,那时我已兼任国防科委副主任。他要我们起草了一个导弹要继续上马给中央的报告。他的意见受到毛主席的重视和支持。
1961年10月聂荣臻副总理根据中央军委的意见,又派张爱萍和我在当时的二机部部长刘杰等的陪同下,到二机部所属主要单位去调查研究,我国能否自力更生地制造出原子弹?什么时候可以爆炸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这是我第一次直接接触核武器研制的核心机密。
我们一行在湖南,看了两个矿山,其中一个已经开始出铀矿,一个即将投产,都是地下开采。我们还看了苏联援建的水冶厂,已经基本建成。这是我这个祖籍湖南长沙的湖南人第一次到湖南。我们顺路到了毛泽东的韶山故居、刘少奇的花明楼故居。回长沙夜渡湘江时,橘子洲头万家灯火,我不禁默念起毛泽东的“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词句,更增加了一定要让我国早日爆炸自己的原子弹的豪情壮志。
在西北光看了一个浓缩铀厂。大跃进期间,毛泽东为推动该厂早日建成投产,发出了“四海之内皆兄弟,一定要把苏联同志看做自己人”的指示,极大地鼓舞了帮助我国建设该厂的苏联专家,他们在我们职工的影响下,一起鼓足干劲加油干,积极地向他们的政府催要设备材料。到苏联政府撤退专家时,该厂的主要设备、材料已基本到齐,只要再解决一点零配件,就可以开工生产,为我们赢得了时间。大跃进期间,该厂有的同志想改动某些工艺,当时的二机部部长宋任穷不同意,向毛主席请示,毛主席发出了“先学楷书,后写草书”的指示,不但使该厂没有受到大跃进中歪风的影响,也使二机部事业始终沿着客观科学规律的正确轨道前进。
我们到选在地处青海高原的原子弹研制基地了解情况时,李觉、赵金璞、吴际霖等正在海拔3200米的地方头顶青天,脚踏草原,日以继夜地开始建设。他们以身作则,艰苦奋斗,被职工誉为“青天”。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都是在那里先后制造出来的。后来我填了一首怀念那里的词《忆江南·银滩颂》:“高原雪,六月降银滩。篷帐连营来玉噗,迷津屡渡跨关山,举世另颜看。”
在那个基地开始建设以前,二机部就在北京附近简易的棚子里开始了原子弹的研制,我们奉命去了解时,他们已经掌握了制造原子航弹的基本原理,正在进行一系列部件的试制、试验工作,只剩下一个技术关键问题,正从两个途径研制中,且专家们认为这两个途径都有成功的把握。我凭自己懂得的一点科技知识判断,也同意这个看法。以前,苏联曾答应给我们一个原子弹的模型,后来变了卦,他们派来的专家,在他们政府的严格控制下,什么也不敢讲,我们的同志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哑巴和尚”。但是,出于革命的友谊,他对我们倒不是毫无帮助的。
经过近一个月的仔细调查研究,我们得出结论,经过二机部和有关各方面同志们几年的努力,核工业建设和原子弹的研制都有了较大的进展,只要进一步抓紧时间,加强组织协调技术攻关,安排好所需的配套件的研制、供应,两三年内,即最迟在1964年,实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是可能的。二机部的同志也是按这个目标安排的,但是在给中央写报告时,他们为了留有余地,建议写三四年内实现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我们认为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宜早不宜迟,应该尽可能抓紧时间,抓紧工作,力争早日爆炸,因此坚持写了两三年。我们确信,只要抓紧,是可能的。这样就以张爱萍和我两个人的名义于1961年11月14日上报中央军委并周总理。张爱萍把这个报告送了一份给邓小平总书记,邓阅后,在重要的地方打了杠,呈送给了毛主席。
此行,二机部的工作给我以两点深刻印象。一是“土”洋结合,全民找矿虽然造成了浪费,但为核武器研制提前提供了铀矿,再即前面所提到的,他们不等基地建成即提前在简易棚子里搞原子弹研制,以及“土”法上马搞铀矿水冶提取二氧化铀等,都为我国早日爆炸原子弹赢得了时间;二是他们的全体职工,包括一些卓越的科学技术专家,为了社会主义祖国不再受帝国主义欺侮,隐姓埋名,艰苦奋斗的高度爱国主义、无私奉献的精神,是永远值得炎黄子孙尊敬、铭记和学习的。
我们回北京后,正值流行甲型肝炎,张爱萍和我都因转胺酶偏高住进了三O一医院。秋天恢复工作后,我又奉命给二机部和核武器试验基地增调高级科学技术专家。主要是从一些大专院校选拔,没有完全按当时仿照苏联定的从事国防尖端机密人员条件的规定,主要看是否有真才实学和本人的政治表现,不在出身、社会关系以及是否党员等问题上苛求。实践证明,这样做是做对了。
我还再次和张爱萍一起先后向中共中央东北局、华东局作了汇报,在具体落实二机部所需的关键配套件等的研制供应方面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上海的工业技术基础再次显示出了潜力,几个关键的原材料都是上海的研究单位和工厂协力做出来的。有一个气压密封配件,东德援建的新厂做不出来,却在上海一个弄堂工厂试制成功了。我对上海是有感情的,因为我是在那里找到党的,搞国防科技有不少难题是在上海解决的。因此填了一首《清平乐·忆松江》:“苏州河畔,北斗终寻见。匆返钟山催雾散,初识风云雷电。重来地赤天红,春光普照吴瓶。树大根深叶茂,新花郁郁葱葱。”
在此期间,还参与了编制发展国防尖端的补充规划,那时十二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已经提前完成,国家已开始作新的科学技术十年规划。由于国防科研与国防工业在日常工作中经常发生矛盾,中央让张爱萍和我都兼任了国防工办副主任,张是管装备的副总参谋长,也兼了国防科委副主任,以便于协调军队装备与其科研、生产中的问题。邓小平又专门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进一步采取组织措施来协调双方日常发生的矛盾。
为了解决国防科研和国防生产的矛盾,张爱萍曾提出国防科委与国防工办合并的意见,“文革”中受到批判。1971年,我再进国防科委时,又提了这个意见,1974年又受到批判。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终于实现了国防科委与国防工办的合并,即现在的国防科工委。
周恩来先提出“三高”要求,后又指示:“一次试验,全面收效”,“稳妥可靠,万无一失”
八届十中全会后,二机部党组向中央上报了在1964年,不迟于1965年上半年实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两年规划。罗瑞卿副总理兼总参谋长审阅后附了一个报告,提出力争在1964年实现规划的要求,并根据刘少奇的建议,提出成立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原子能十五人专门委员会,以加强领导,保证这一规划的顺利完成。1962年11月3日毛泽东主席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1965年原子能十五人专门委员会改为管两弹,即既管原子弹又管导弹,参加人员也扩大了,办事机构仍设在国防工办。
1963年初,二机部党组的两年规划经中央批准后不久,刘杰去广州从化休养,二机部有的同志认为“两年规划”,不可能如期实现,在京党组同志反映到中央。为了弄清情况,落实“两年规划”,周恩来总理和贺龙、聂荣臻、罗瑞卿三位副总理商定,由我负责组织国防科委、国防工办联合检查组到二机部检查并帮助解决有关两年规划中存在的问题。
我们联合检查组接受任务后,先在北京与各方面的专家和负责同志谈话并仔细了解了在京各单位情况,认为1961年张爱萍和我向中央军委所作报告中的观点仍然是符合实际的,二机部提出的两年规划是可以如期实现的。当时,核燃料生产加工已无不可解决的技术问题,前面讲过的原子弹研制中的一个技术关键,也已选定方案,在试制中。我们就调查了解的情况写了书面简报,并向总理和聂荣臻、罗瑞卿副总理作了口头汇报。周总理在听取汇报后,向二机部提出了在工作中“要有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的要求,后来我们把这三点要求简称为“三高指示”。我和刘杰谈话时,刘杰建议派一位较强的干部到二机部任第一副部长、党组第一副书记以加强二机部的领导,我将他的建议向总理作了汇报,并推荐了两位同志。
汇报后,联合检查组于1963年3月分两路到二机部南、北两片的主要单位去进一步了解情况,落实问题。我先到南面,然后到兰州,拟再去青海,回头再到玉门。刚到兰州,接到先去玉门的检查组同志发给我并报总理的电报称,按苏联工程建设经验推算出来的“绝对工期”计算,玉门厂不能按“两年规划”要求如期拿出产品。我见报后,立即回电并报总理:“我即去玉门,查明情况后再报”。到玉门后,我把有关人员都请来,大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以玉门厂厂长周秩为首的多数同志认为苏联所谓的“绝对工期”并不绝对,是可以打破的。经过他们仔细陈述和现场实地考察,大家统一了认识,肯定“两年规划”中的要求,在玉门厂也和其他单位一样,只要认真抓紧落实,是可以如期实现的。我把这一结论立即电报了总理并专委,至此,北京、戈壁关于“两年规划”能否如期实现疑云都驱散了,剩下来的,就是按“两年规划”倒排的日期扎扎实实的工作了。回到北京,周总理找我谈话说,当初派我组织联合检查组去二机部,就已决定把我留在那里,不另选他人,我当即表示服从。聂荣臻副总理曾问我,抓原子弹,是去二机部直接抓好,还是留在国防科委好,我说,还是去二机部好,于是中央免去了我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国家科委的三个副主任兼职,任命我到二机部任副部长。
1964年6月,刘杰在草原电告不带核燃料的原子弹模拟装置试验成功,有关原子弹爆炸的最后一个技术问题解决了,这是北京房山原子能研究所的一个重要贡献。这样,我们就开始了进行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直接准备。
我国试制的第一颗原子弹,是一个航弹装置。我们决定把它放在一百米高的钢制塔架上进行试验。为了防止万一,试制了两颗弹,一是防止加工装配及零件上出现差错,二是防止科学家们经过计算指出的,在原子弹爆炸时可能出现的千分之三的过早点火。为此,1964年8月,张爱萍和我受命,开始了紧张的试验准备工作,一是检查试验弹的制造,二是检查试验场区的各项准备工作。我们多次往返于北京、青海、新疆之间。
核试验基地机关离核试验现场有四百多公里,早饭后出发,在二百公里处的食宿站甘草泉吃中饭,到试验现场正好赶上吃晚饭。我们第一次去时,在马兰的试验基地的机关已经建设好;试验现场还正在抢建,到现场都是露天搭帐篷宿食,后来有了两间石头修成的房子。戈壁滩空气特别干燥,每天要喝大量的水,那水和吃的副食品、大米都是用汽车从几百公里外的铁路线上拉去。尽管喝了很多的水,但是没有汗,也很少小便,小手帕洗后甩两甩就干了,水分都通过皮肤、空气很快就挥发掉了。我们经常于回基地司令部途中看到戈壁蜃楼,时间大多在下午傍晚。
我们在那里主要忙三件事:一是布置建筑安装爆炸原子弹的钢塔。二是建设地下指挥所、地面指挥所以及爆心附近的直升机降落场。那时,基地附近已经有了可以降落“伊尔14”的飞机场,后来又扩建成可以起飞、降落“图16”的机场了。三是遵照周总理“一次试验,全面收效”的指示,组织安排各有关单位,包括各军兵种及民防送去原子弹爆炸效应试验的装备、生物(狗和白老鼠)及民防建筑等。
为了保证第一次核试验的成功,周总理先后发出了“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一丝不苟”的指示。张爱萍和我将试验场区的准备工作检查完毕后,又飞到西宁,乘火车去草原,即有名的金银滩中的银滩。在那里,我们一个工序一个工序地看,有的工序就陪着操作人员从头到尾看加工及部件装配,后来又看了总装配。这个单位的重要工序加工、装配、测试都是高等级的技术工人或大学毕业生,我们还检查了保密通讯网。在这里加工装配好的核弹,是装配好,检查合格后再拆开,由专车运往试验场地,再用直升机运往试验现场,在那里再装配好,检查后再吊上塔顶。
原子弹爆炸了,事先起草好的我国政府声明,却一直等到外电报道后,毛主席才批准发表
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准备工作一切就绪,张爱萍和我回到北京向总理和专委汇报后,总理把我留下问我,假若暂不试验行不行?我说估计没有问题,肯定可以实现核爆炸,但是为了研制氢弹,还得先爆炸原子弹,弄清我们的原子弹的梯恩梯当量才行。总理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人所周知,当时的国际形势对我国是险恶的,霸权主义者扬言,中国若进行核试验,他们就要摧毁我们的核设施、核基地。中央专委经多次研究,提出了两个方案,一个是早试;另一个是晚试,先抓紧三线建设,待机再试。凡遇重大问题,提出两个或更多的方案,供中央决策,这是我党的例行做法。经反复考虑,从战略上进行认真分析后,毛泽东说,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要早响。中央果断地选择了早试的方案。
中央作了早试的决定后,我们建议国庆节进行,中央没有同意,要我们在十月十五日到二十日间选择适当的时间进行。在回试验基地前的专委会上,贺龙元帅连问两声:“你们能保证响吗?!”刘杰和我都没有吭声。从会议室出来,张爱萍对我说,你们这些部长怎么不吭声,我没有答话,只笑了笑。心想,我们的原子弹虽然肯定是研制成功了,但是谁能保证在试验瞬间不出现万一呢?!就是在这次会上,周总理向我们说,对这次试验要严格保密,万一不成功,让外国人知道了,风险会更大。他接着说:“凡是和试验无关的人员都不能让他们知道,包括你们的妻子儿女。”邓颖超是他的妻子,中央委员,因为她和核事业没有关系,所以他没有对她讲。回到现场后,张爱萍把总理的讲话原原本本地向参试人员进行了传达,使大家深受教育。由于保密工作做得好,事前一点风声也没有泄露出去。那时超级大国的侦察工具还只有U-2飞机,飞到江西就被我空军拦击回去了,还曾被我国新试制出来的地空导弹打下来一架。因此,当我国原子弹首次试验成功,原子弹爆炸的威力及放射物,分别经地震波和高空烟云传出去时,全世界大吃一惊。
根据试验场区气象预测,经中央批准,定于10月16日北京时间下午3时进行试验。10月14日赫鲁晓夫下台,完全是巧合。原子弹装配好,吊上塔顶后,张爱萍和我等大部分人员退出场地。张爱萍等返回地面指挥所,我在离爆心几十公里处的路口指挥撤退。基地司令张蕴钰、核武器研究院院长李觉、副院长吴际霖、朱光亚等,在现场指挥陈长仪接好引爆装置后才撤离,李觉下到地下指挥所。他们都撤离警戒线后,我再次检查了地下指挥所并将启动钥匙交给了在那里的张震寰,然后回到地面指挥所。在地面指挥所每人带上一副黑眼镜,以防光辐射伤害眼睛。张震寰按动电钮,九、八、七、六、五、四、三、二、-,北京时间下午3时整,一道巨光,一声巨响,蘑菇云冉冉升起。从巨光的强度和蘑菇云的形象中,我判断是原子爆炸,叫了一声:“是核爆炸!”张爱萍拿着电话机正在和北京通话,北京也听到了我的叫声,连问:“是不是核爆炸?”我回头问了问王淦昌,他点了点头,我放心了。当时吴际霖、朱光亚因为走岔了路,都还没有回到指挥所。按原定部署,取样飞机已经过我们上空直插蘑菇云。北京来电话,毛主席、党中央要我们拿出确系实现了核爆炸的证据。以程开甲为所长的核试验基地研究所的有关人员开始了紧张的分析、化验工作。两小时后张爱萍和我等六人穿上防护服,坐直升机到了爆心上空,只见钢架像面条样歪歪曲曲地躺在地上。
经过对各种测试结果的仔细分析,16日19时30分张爱萍向总理再次报告,我国确实实现了核爆炸,经计算,爆炸威力在两万吨梯恩梯当量以上。此时,日本已发出我国进行了原子弹爆炸的消息,他们是从地震波和高空烟云放射性含量的测量中判断出来的,高空放射性烟云出我国国境,是首先经过日本的。周总理向正在人民大会堂排练演出《东方红》的人员、观众宣布了这一消息,全场欢声雷动。
在准备爆炸原子弹期间,周总理就已起草好了我国政府声明、新闻公报、中央通知,于10月14日19时报给了毛主席和中央各同志。毛主席一直等到外电发出我国进行了原子弹爆炸消息后,才批准发出。从这里可以看出毛主席对重大战略问题的非凡魄力和认真谨慎态度。我国政府在正式声明和新闻公报中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并建议召开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沏底销毁核武器问题。当晚,我们在试验基地会了餐,朱光亚等能喝酒的同志喝得酩叮大醉。第二天晚上基地的文工团演出了张爱萍参与编导的《孔雀春雷》。
塔试成功后,我们又紧张地作准备空投试验的工作。张爱萍和我又一同指挥了两次空投原子弹的试验。早在1963年12月,中央专委鉴于原子弹、中近程地地导弹的研制已取得重大进展,以及美、英、苏三国签订部分核禁试条约后出现的国际形势,决定核武器要以发展导弹核弹头为主。1964年6月,刘杰从青海草原向中央报告原子弹技术过关后不久,7月初,周总理就派他主管国防的秘书周家鼎到二机部向我传达加快进行原子弹小型化的指示。我国经过小型化了的原子弹空投试验后,1966年10月25日,在聂荣臻副总理亲自指挥下,成功地在我国国土上进行了一次带有原子弹头的导弹发射,我国自制的导弹准确地把原子弹头送到了预定地点爆炸。
我们进行原子弹试验,每次选择风向,都是让低空烟云首先经过我国上空东去,这样核爆炸烟云飘出国境时已经稀释,使外国人不会受到超剂量的污染。在核试验区附近的敦煌等地,一开始就布置了临试前将人口、牲畜等转移和必要的防护。由于地面风向经常变化,每次试验,都要两小时了解一次气象情况。第一次空投试验,飞机已挂上弹待命起飞,气象预报,场区地面风突然转向,爆炸后,烟云有可能从新疆首先进入邻邦。总理命令我们待风向变化后再试,这样我们只好让飞机挂弹待命,等了8天后才试。
在这8天中,我去看望了二机部在新疆的一个地质队。吉普车走了一天才到达那里,一路都是戈壁、沙漠,只是中午时刻在一条小河边遇到一户人家,一老一小。到那个地质队后,他们把库存的一点食品都拿出来表示欢迎之情。没有大碗就用洗脸盆装菜,做了四菜一汤,主食是一位维吾尔族的老汉做的新疆称作“馕”的大饼。我在试验现场还和张震寰一同到了孔雀河边,那是一个干枯了的河,河两旁的大树多已枯死,春夏有一点水,但是苦的。张震寰过了河,到了“不灭楼兰誓不还”的楼兰遗址,发现了许多红绸子包着的大小不一的骷髅头。我回京后专门请教过郭沫若,他也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8天无事,大家就到处检贝壳,那里原来是海底。九院去那里参试的同志捡了个最大的完整的贝化石,我要来带回北京送给了总理,总理问我需不需要留着考古用,我说不需要,他说:“那我就处理了。”我估计大概送给毛主席了。
攻氢弹,一开始就瞄准高水平;接受专家意见,“三步曲”一举成功
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周总理立即指示要加快氢弹的研制。有关氢弹,除房山的原子能研究所1960年就开始了热核聚变的理论研究,积累了一些数据外,其他一点资料也没有。二机部党组决定把该所研究热核聚变理论的黄祖洽、于敏等同志的小组集中到核武器研究院以邓稼先为首的在北京的理论设计部,他们在突破氢弹原理中作出了重要贡献。核武器研究院理论设计部除邓稼先外还有秦元熏、周光召、周毓林等一批物理数学专家,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彭桓武也是搞理论的,长期在理论设计部和他们一起工作。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做事要先抓龙头。二机部是核事业的龙头,搞核武器,核武器研究院是龙头,理论设计部又是核武器研究院的龙头,要研制氢弹,要在理论设计上首先突破才行。因此,我们首先把重点放在核武器研究院的理论设计部,也就是邓稼先、于敏他们那里。同志们形象地把这个想法、做法称为“龙头三次方”。当时,为了完成航弹的制造和小型化的设计试制,核武器研究院领导很忙,要到草原去,就把核武器研究院主管技术的副院长朱光亚留了下来和彭桓武、邓稼先等一起探索氢弹原理。
首先从哪里抓起的问题解决了,接着就要解决研制出一个什么样氢弹的问题。在开始抓氢弹时,二机部党组提出了“两年准备,保证低水平的,争取高水平”的方针。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先搞低水平的,再搞高水平的,另一种是,一开始就瞄准高水平。前者保险可以做出来,但是不能上导弹的弹头。
经过反复研究,我们一致认为,低的方案虽然唾手可得,但不仅不能装上导弹头,形成真正的威慑力量,而且高低方案之间,无内在联系,实现了低的方案后,还得从头再去攻高的方案,这样既延误时间,又浪费人力、物力、财力。高的方案虽然需要我们花点时间去探索,但它是外国人已经实现了的东西,不存在什么还没有突破的科学技术问题,只是我们还没有掌握。专家们坚信,外国人能够做出来的事,我们也一定能够做出来。正在这时,周总理又向我们发出了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以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快氢弹研制的指示。中央和中央专委的思想,核弹就是要上导弹头,我们都是知道的。于是大家一致下定决心,为我们研制的第一颗氢弹确定了一个目标,当量要达到和超过一百万吨梯恩梯,重量不得超过一吨,简称为—-OO。尽管在此期间,有的同志有些担心怕“欲速不达”,大家也毫不动摇。
目标定了,理论设计部的同志就从分析氢弹爆炸的内因,即热核爆炸的内部机理和外因,即热核爆炸的外部条件入手以寻找引起热核爆炸的途径。当时,我国有中国科学院自制的两台十万次的计算机,一台在北京,一台在上海,上海那台运行比较稳定,用户也较少,可以给我们较多的计算时间。最近,理论部的同志告诉我,西方搞氢弹时,尚无这样高水平的计算机,这也是我国氢弹搞得快的一个原因。我们兵分两路,由于敏带了些同志到上海,这样在北京、上海两地同时攻关,通过专用的保密电话,互通信息,共同探讨。开始提出的两个设想,上计算机计算后都否定了,随后北京、上海都酝酿着新的设想。于敏等在上海先走一步,按新的设想提出了具体方案,邓稼先也到了上海,他们一道把完整的氢弹理论设计方案,上计算机计算。
1965年底,我在草原,接到邓稼先从上海打去的电话,说他们的理论设计方案在计算机上已经验证可行,要求立即付诸实施。我表示同意。在征得在北京的刘杰的同意后,即请九院领导召集全院有关专家和领导的会议,讨论实施方案;会上除个别同志有疑虑外,都表示赞成,对实施中的技术难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研究,作出了具体的产品设计方案;其中一个关键性的技术难题,是由在草原的实验部的同志解决的。为实现这一方案,决定组织三次核试验:第一次是检查热核材料性能,验证我们对热核材料性能的理论计算是否与实际符合;第二次是验证理论设计是否可行,即我们是否真正掌握了氢弹原理,这实际上就是一次氢弹试验,只是热核材料装料少,当量小而已;第三次则是全当量的氢弹试验。为了实现这三次试验,我们调整了组织,组织了一支跨核武器研究院下属各部门,以陈长仪为组长的精干的突击力量。
三次试验都按预定计划成功地实现了。进行这些试验时,我已经离开二机部当了周总理的联络员。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成功,晚上周总理把刘杰和我找到西华厅,还备了饭菜和酒表示祝贺。二机部造反派到了国务院西门,扬言要打倒刘杰和我并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周总理闻讯拿起酒杯风趣地说:“他们(指造反派)要打倒我,我引为光荣,”随即吟起了毛主席的诗句:“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以鼓励我们要经得起“风吹浪打”,随后又说:“今夜得宽余,喝酒吧!”我国仅仅用了两年七个月的时间就从爆炸第一颗原子弹跳到了爆炸能装上导弹头的氢弹,不但赶在法国前面爆炸了氢弹,而且成为世界上从原子弹到氢弹,所用时间最短,水平提高最快,试验次数最少的国家,使我们的热核爆炸试验一起步就比美苏起步时高一头,再一次迈出了迎头赶上的重要一步,实现了中央以尽可能少的试验,达到尽可能高的水平的要求。
氢弹的研制完全是我们自己的创作。原子弹设计计算中有一个关键问题,也是我们自己的同志周光召解决的。关于氢弹,后来不少参加过氢弹研制工作的同志见到我时,都说1965年当机立断很重要。美国人约翰·W·刘易斯、薛理泰来华时要见我,我没有见。在他们写的《中国原子弹的制造》一书上,写了一句:“在他(指我)的领导下,氢弹计划取得了迅速发展。”是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看见后打电话告诉我的。这大概是核武器研究院或国防科委的一些同志讲出去的。至于他在文中引用的一些有关氢弹研究的话,都是从我应核工业部之邀,为纪念核工业部成立30周年登在1985年11月3日《光明日报》上的一篇文章中摘录的。因此,我要在这里说说我之所以能当机立断的原因:我多少懂得点科学,而且原子弹的成功,使我增强了信心,我对热核聚变原理不是一无所知,加之,在理论设计部攻氢弹期间,我又经常去他们那里,听他们讨论(那时我是坐的一辆坐了18年的红“奔驰”,理论设计部的同志们一见那车就知道我去了)。所以我对理论设计部的攻关情况心中有数,否则,哪能一接电话就下决心呢!还是毛泽东说得对,“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氢弹研制之所以能够取得较快的进展,还是应该归功于: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专家同志们的努力。
1965年冬,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视察了在青海的核弹研制基地和在甘肃的某厂。去前通知我们不要搞欢迎场面,那时我在研制基地,两处都是我陪同视察。考虑到那里的职工长期奋战在高原、戈壁,中央领导同志去了,不让他们见见,不好交代;因此,两处都组织了夹道欢迎。为了不打扰这些单位,小平等都是在火车上吃饭;上午听汇报,下午看,然后我们送他们上火车,在火车中吃顿便饭,饭后下车,等火车开动后,我们再回去。在研制基地小平还高兴地题了词,薄一波见到研制基地的车间中贴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标语后说:这样的车间应该贴“安全第一”、“质量第一”的标语,我们觉得这话很对,就改了;没有想到“文化大革命”中竟被有的造反派说成是反对“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
从1963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我在青海研制基地先后呆了一年左右的时间。那里海拔3200米,由于空气稀薄缺氧,晚上睡觉,似睡非睡;开始时没有高压锅,米饭馒头都是夹生的,为了开胃,我每次去,都要带两瓶最辣的小辣椒。可是那里的职工,包括王淦昌、朱光亚等一大批著名的科学技术专家却长年隐姓埋名地在那里披肝沥胆、艰苦奋斗:山重水复总有路,“无声”岁岁把峰攀。他们爱国主义的献身精神,永远值得我们歌颂,永远是一切有报国之志的青年学习的榜样。
事后方知时间贵。如果不是1964年就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5年底就突破了氢弹原理并紧锣密鼓地实现三步曲,“文化大革命”到来,何时可以爆炸氢弹,就很难设想了。概括这段历程,有如下几点体会:
首先是,要有预见,动手早。党中央是1954年下决心搞原子能的,说快,从开始到爆炸氢弹也花了13年时间。“人无远见,必有近忧”,搞现代化没有远见是不行的。
其次是,要把自力更生和力争外援辩证地统一起来。现代科学技术是从西方先发展起来的,搞现代化不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不抓住机遇力争外援是不行的。要迎头赶上,就要尽可能在世界已经达到的水平上起步,认真吸取外国一切对我有益的东西。但是,力争外援,决不是依赖外国。就核事业来讲,中央在力争苏联援助的同时,就下了几着要棋:一是争取了一大批留学西方的海外赤子归来;二是开展了自己的地质勘探工作,寻找我国自己的铀矿;三是建立了以钱三强为所长,集中了一批杰出的核科学技术专家的北京原子能研究所,这个所在核科研和培养高级人才方面有很大的贡献;四是在一些高等院校开设了原子能专业,源源不断地为这一事业输送人才。没有这些自力更生的要着,苏联断援后,我国的核弹研制是不可能进展那么快的。
第三是,我们真正做到了战略藐视,战术重视。在战略上我们是高起点,敢跳跃。原子弹研制,我们一开始就搞航弹,原子弹试验一成功,我们就研制能上导弹头的氢弹,在战术上是严肃认真、周到细致、一丝不苟。这些使核弹取得迅速进展的指导思想和具体实践,充分体现了敢闯与稳妥的统一。
第四,是要用先进的哲学思想来指导我们的科学技术实践,也就是把先进的哲学思想和现代的先进科学技术手段结合起来,以探明物质变化的本质,掌握其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
第五,是集中力量,大力协同。中央集中了一大批既有高度爱国主义觉悟,又有广博渊深科学技术知识的专家、学者,并有效地组织了各有关部门、有关单位之间的大力协同,对核事业的成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些杰出的专家学者们和各有关部门及单位,各自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时间里作出了不同的杰出贡献。我在本文里提到的,只是其中的几位。
我国核武器事业的成功,是一曲毛泽东思想的凯歌;是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演出的一支威武雄壮的交响乐;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在国防现代化领域打的一场干脆、利落的歼灭战。
(原载《炎黄春秋》)